发布日期：2025-10-29 15:59 点击次数：191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新疆军事事务，率领大军征讨阿古柏。不料就在战事进入最吃紧的阶段，时年63岁的左宗棠突然递上奏折，请求解除军务，返回北京参加进士科考。
彼时战事正值紧急关头，前线主帅却要告假回京应试，这绝非玩笑之举。对清廷而言，此事无异于“危局临头”，光绪皇帝与朝中大臣们顿时急得手足无措。
好在朝廷众臣一眼便看穿了左宗棠的真实用意，商议之后迅速满足了他的诉求，由光绪帝颁布圣旨，特别赐予左宗棠进士出身，并授予翰林官职。
左宗棠接到圣旨后欣喜不已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随即全力投入军事指挥工作，最终率领大军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像左宗棠这样威震朝野的封疆大吏，竟仍要执意进京考取进士，足见他对进士功名的执念有多深厚。
事实上，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以来，“功名”就成为了读书人的首要追求。在古代，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便是考取进士。
这一观念到清朝依然没有改变，俗语有云：“缙绅即便身居极品，若非进士出身，终究算不上圆满。”在世人心中，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是正统之路，也最能赢得他人敬重。
虽说举人也具备做官的资格，但举人与进士出身相比，差距可谓天差地别。从明代开始，举人任职只能被派往边远地区的贫瘠之地；而进士所任官职，往往是朝廷要害职位。举人在仕途上只能艰难打拼，进士却能轻松跻身朝廷中枢机构。
因此，举人出身的官员总难免底气不足，即便有些官员职位再高、学识再深，若没有进士头衔，始终会将其视为一桩心病。
左宗棠一生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未能考中进士，仅以举人身份立足。
1812年，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左家塅。与其他寒门子弟不同，他自幼衣食无忧，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监生。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，左宗棠自然深受传统教育理念的熏陶。
左宗棠出生时，清王朝早已不复往日的鼎盛，但选拔人才依然沿用科举制度。既然身处科举取士的时代，为了步入仕途、光宗耀祖，左宗棠必然潜心钻研诗书典籍。
清朝的科举分为县试、乡试、会试三个等级。县试是科举的初始考试，又称“童子试”。通过县试的考生被称为生员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。成为秀才，便意味着获得了科举功名，跻身士绅阶层。
秀才之后，可参加每三年在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，因乡试参与的秀才人数最多，所以乡试之年被称为大比之年。
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，其中第一名叫解元，前五位则被称作五经魁首。
考中举人便拥有了功名出身，也获得了进入仕途的资格，运气好的还能补任偏远地区的县令。明清时期，有半数举人最终得以步入官场，其余则担任幕僚、师爷，或是成为乡绅。
举人的下一级考试是会试，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于京城举行，天下所有举人都可参加。会试考中者并非进士，而是“贡士”，贡士需继续参加殿试，唯有通过殿试者才能成为进士。
殿试结束后便会“金榜题名”，分为一、二、三甲。一甲共三人，分别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被赐予进士及第；明清时期，二甲约有一百人左右，赐予进士出身；三甲也有一百余人，赐予同进士出身。清朝的进士均可直接被授予官职。
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的清朝，一个人若想步入仕途、光宗耀祖，必须先考中秀才，再考取举人，中举之后进而考取进士，方能进入朝廷任职。
事实上，左宗棠从出生起，便踏上了这条科举之路，并为此持续不懈地努力。
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14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，便考取了第一名；次年五月前往长沙参加府试，又考中第二名。
在追求功名的少年时期，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操办婚事，左宗棠只能入赘湘潭周家，与周家小姐周诒端成婚。尽管左宗棠因自身贫寒而深感羞愧，但周诒端对他关怀备至，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
1832年9月，左宗棠在乡试中位列第十八名，成功成为举人。这也是他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的最高功名。
左宗棠本以为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，自己迟早能通过科举博取功名、光耀门楣，可此后命运仿佛故意捉弄他，他竟三次参加会试均以落第告终。
左宗棠离进士身份最近的一次是在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他对自己此次会试的发挥颇为满意，考完后还将文章重新抄写下来交给朋友传阅，自认为必定能考中。
然而，尽管他的成绩位列湖南省第十五名，主考官却发现湖南省录取的举人超出了定额一人。为兼顾各省录取的平衡，主考官最终取消了左宗棠的进士资格，仅授予他一个“誉录”的官职。但左宗棠不甘心担任史馆注籍的誉录，毅然选择返回故乡。
每次进京赶考，左宗棠都会寄信回家，而周诒端总会回信安慰丈夫。对于这次失利，左宗棠曾在给妻子周夫人的信中写道：“只是自问并非实力不济，想来尚可有颜面再见家乡父老！”
妻子则在回信中劝说左宗棠不必过分看重功名，只要放宽心态，日子照样能过得闲适自在。正是有了妻子的鼓励，左宗棠在科场失意后依然能保持昂扬的斗志。
三年后，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，依旧未能考中。而与他同去应试的同乡曾国藩却榜上有名，获得了“同进士”出身。此时左宗棠已26岁，在古人眼中已是不小的年纪，多数人能否飞黄腾达，往往就看这几年的发展。
屡次科考失利，让左宗棠既愤愤不平，又无可奈何。此后，或许是心灰意冷，或许是其他原因，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试，非进士出身也从此成为左宗棠心中难以释怀的心病。
既然科举之路走不通，左宗棠便断绝了进士及第的念想。25岁那年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开始在湖南渌江书院任教，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刻苦钻研“经世致用之学”中，还购置了几十亩田地，过上了隐居生活。
左宗棠虽才华出众、恃才傲物，但作为举人出身，按理说很难直接担任高官。
不过是金子终究会发光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，长沙城陷入危急之中。经人举荐，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担任师爷，并将全部军事事务托付给他。左宗棠得以大展拳脚，最终让长沙城固若金汤，太平军围攻三个月仍无功而返。左宗棠就此初露锋芒，一生的功名也由此拉开序幕。
咸丰四年，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慧眼识才，聘请42岁的左宗棠担任师爷，此次任职长达六年之久。
尽管师爷没有任何正式的官场身份，但骆秉章对左宗棠极为信任，将所有事务都交由他处理。在左宗棠的悉心辅佐与筹划下，湖南的军政形势最终转危为安。左宗棠在湖南两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也因此引起了朝廷的关注。
咸丰九年腊月，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递上一道奏疏，其中写道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。”这两句话让左宗棠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全国，也进一步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。同年五月，左宗棠终于接到清廷的谕旨，被授予四品京堂候补，协助曾国藩处理军务。
此后，凭借卓越的战功以及曾国藩的一再举荐，左宗棠的仕途一帆风顺，升职速度堪比火箭，一路升任闽浙总督、陕甘总督等要职，最终从一名举人逆袭成为封疆大吏。
左宗棠不仅自己对科举功名难以释怀，对子女的学业也极为重视。他在家书中常常与子女们谈及科举与读书的话题，尤其是与长子左孝威。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五月，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得知17岁的长子左孝威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中秀才，不禁“颇感欣慰”。向来不屑于人情往来的他，竟主动询问儿子的主考官是谁，想要写信致谢。同年闰八月，得知长子左孝威以第三十二名的成绩考中举人，他更是欣喜异常。
1875年，63岁的左宗棠本想告老还乡，却不料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为彰显奉命收复新疆的决心，左宗棠是抬着棺材奔赴新疆的。
而这一年，恰好是朝廷举行会考的年份。
时移世易，尽管左宗棠已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，但未能考取进士始终是他心中的一块心病。
在左宗棠看来，曾国藩、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科举之路，这条道路自隋唐以来便是读书人必经的艰难曲折之路，却也是他所羡慕的“正途”。
由于是举人出身，即便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，仍会受到其他同僚的歧视，这让他难以接受。而且在他看来，如今身为钦差大臣已然风光无限，便开始思索死后能获得的无上荣光。
清朝时期，谥号的评定十分看重科举资历，“文”是古代文官谥号的最高等级，只有“进士”出身的官员，死后朝廷赐予的谥号中才能带有“文”字，以此表明其科班出身的正统身份。
但左宗棠认为自己仅为“举人”身份，即便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按照规矩，谥号中也不能有“文”字，死后无法获得最高级别的谥号，这让他始终觉得矮人一等。
为了能获得更大的荣誉，死后能得到皇帝赐予带“文”字的谥号，左宗棠一心想要摘掉“举人”这一中等学历的标签，无论如何也要谋得一个进士身份。
因此，即便在督办新疆军务的紧要关头，得知京城将要举行会考，他依然上奏朝廷，请求回京应试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皇帝只好破例特许，赐予他进士出身。
按照常理，左宗棠并非大学士，也未曾进入翰林院，本不能以“文”字作为谥号，但由于朝廷特意赐予他进士出身，所以左宗棠死后被追赠为太傅，赐谥“文襄”。“襄”字是对战功卓著者的评定，他平定太平天国、剿灭捻军、收复新疆，这一“襄”字可谓实至名归。
左宗棠虽官居一品，却仍上书请求回京参加会考，这不仅体现了他对进士功名的深切执念，更彰显了他为人的耿直与执着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左宗棠，他的人格魅力，堪称晚清晦暗历史底色中一道格外耀眼的光芒。
